儿童悲剧不绝背后:缺位的防性侵教育

  5 月 18 日,「女童保护」(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 2019 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逾 800 名受害儿童, 301 起曝光案例,最小年龄仅 4 岁等冰冷数据背后,凸显的,是中国儿童侵害现实的严峻。

  此前,「偶尔治愈」已从隐匿罪恶调查、司法介入外的恋童障碍治疗等角度,关注相关议题。作为延伸,我们继续就儿童防性侵教育,进行观察。(相关稿件链接见文末)

  作为儿童保护的首道防线,防性侵教育主要由公益组织坚守至今。与此同时,制度层面的统一标准制定,教案编写等领域,又几乎为空白。迫切的各方联动,正如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的「一号建议」所强调:必须刚性落实。

  2014 年 3 月 2 日,公益项目「女童保护」(现为专项基金)发布儿童防性侵教案。王丽东的人生,因而改变。如今,已成为「女童保护」高级讲师的她,越发意识到,自己努力的价值所在。

  毕竟,现实从来严峻。最高检数据显示,2019 年 1 至 11 月,起诉强奸及猥亵未成年嫌疑人,高达 2 万名。

  但正如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下称「绿芽基金」)理事长蔡文方所言,关联于此的工作和宣传,始终「边缘」。2017 年 3 月 31 日,绿芽基金联合玛丽斯普特·中国等机构,上线「全面性教育课程体系」。和「女童保护」一样致力于性侵儿童的问题关注,绿芽基金等机构影响的不断深入,正促使学校和家长,甚至官方观念更新。

  「女童保护」负责人孙雪梅,对「偶尔治愈」表示,截至 2020 年第 1 季度,「女童保护」实地课程,覆盖 30 个省份的儿童及家长人数,分别为 372 万和 59 万。签约团队 329 支(其中长期活跃团队为 164 支)。

  主导「女童保护」防性侵教案编写的高昌,就此数据谨慎表示,早于 2016 年,「女童保护」联合代表、委员,就强烈呼吁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近年来,虽然「女童保护」的公信和受众均上升迅速,但防性侵课程的省级层面普及目标,都尚未达成。

  同样在 2016 年,「女童保护」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中国 14 岁以下儿童防性侵教育普遍缺失,学校、家庭防性侵教育都严重缺位。具体表现在近九成的儿童未曾上过防性侵课,近七成家长没有对孩子进行过系统防性侵教育。

  教育部除了在 2013 年和 2018 年曾印发《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和《进一步加强中小(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外,在儿童防性侵教育的政策关注,实质推动上,一直缺乏统一标准和优质教案,导致地方在落实相关意见和通知时,无从着手。

  正因如此,在高昌看来,「女童保护」最值得圈点的「特质」,集中于防性侵教育空白的填补。

  为此,「女童保护」的教案制定,极为严苛。在综合各领域意见的基础上,防性侵教案在发布前,修改多达 40 余次,耗时半年。发布后,又不断完善 10 余次。

  得益于长期一线的媒体经验,并结合国内特殊环境,高昌起初即坚持:教案的方向,必须区别传统意义上的「性教育」,转而侧重和趋近「生存技巧」式的「安全教育」。

  「女童保护」防性侵教案,首先,在表达方式上,将「隐私部位」描述为「背心和短裤覆盖的地方」,既不「露骨」,亦不隐晦。其次,防性侵教案的关键「内核」,是引导儿童,理解并能够主动「抵抗权威」。国内外统计分析均表明,在儿童猥亵及性侵中,诸如亲属长辈,教师邻居等熟人作案率,高达 70% 。

  高昌强调,唯有儿童知晓隐私部位不可触碰,并对过分「亲近」行为直接拒绝,防性侵教育中的「防」,才能真正发挥其效用。

  如果性侵行为正在发生,「女童保护」教案则依据公众场合和封闭环境,分别详述应对方式。

  公众场合适用的呼喊,求助,在封闭环境内,却有可能激怒罪犯,适得其反。高昌分析道,教案制定和讨论时,一旦欠缺分毫考虑,或将引发严重后果。

  为了最大限度地推广和执行,「女童保护」防性侵教案的落地选择,是 45 分钟的课堂模式。针对讲师的授课水平,高昌要求,必须在孩子第一次听课时,达到预期效果。

  防性侵教育,需要儿童在初次接触时就基本领悟,否则即使「补习」,孩子也极易出现认知误区。高昌解释道。

  为此,高昌制定出详细的讲师考核标准—— 45 分钟的试课过程中,报考讲师需面对「女童保护」至少两名评委,细至 61 项的评分准则。100 总分,达到 90 分方能合格。合格后,志愿讲师每年均须录制提交课程,参与年度参考。

  王丽东第一次试讲时,即因要点把握不足,过渡语气生硬等原因,未通过测试。热忱满腔的她,并未气馁。调整学习后,终获得高昌及孙雪梅等评委的认可。

  讲师队伍建立的同时,「女童保护」以学校和社区为重心,宣讲防性侵教育的重要,并和校长、家长交流其中误解,诸如不可忽视男童,防性侵教育需男女同堂等。

  然而,面对部分公众「谈性色变」,甚至以此为「耻」的思维蒂固,「女童保护」起初进入校园的尝试,受阻居多。高昌回忆,当时的对接学校中,接受防性侵教育的比例,不到 10% 。

  王丽东在连续被家乡学校拒绝后,通过说服当地教育局,将「女童保护」公益活动带入乡村学校,进行防性侵教育试点。

  反响良好后,省妇联开始邀请王丽东全省巡讲。2019 年,王丽东在已组建「女童保护」黑龙江「暖阳」团队的基础上,再与黑龙江省报集团合作,成立「青荷」团队,与当地学校的合作越发密切。

  江苏「淮安模式」,更成为「女童保护」防性侵教育进入校园,然后融入社会关切的典型。

  2016 年初,淮安将「女童保护」公益行动纳入「市政府民生十件实事项目」,成立由市妇联,市检察院等 9 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重点推进「女童保护」知识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妇女儿童活动阵地」。

  孙雪梅介绍道,因淮安各方的积极介入,儿童防性侵教育在当地已实现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家庭的全覆盖。425 所小学开设「女童保护」课程达 8019 节,防性侵教育知识普及至 26 万儿童。

  理论而言,淮安模式当然可以复制。高昌评价道,但现实中,自学校到所涉部门,各地的开放度、主动性及投入力度则不尽相同。

  此外,虽然因性侵儿童的恶劣事件频发,一定程度上,职能机构作风有所改观,可防性侵教育的普及,需要的是各方联动,执行难度可想而知。

  认同高昌的观点,蔡文方对「偶尔治愈」直言,至今,性教育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在制度层面尚未确立。

  绿芽基金会旗下公益项目「绿芽童行」的致力方向,是让更多乡村儿童(留守和流动儿童)获得「科学、全面、符合儿童需求的性教育服务」。

  绿芽基金曾在广西一少数民族村落授课性侵防范。此后,当地女孩们在去往南宁职业学校读书,遇到教师搂腰亲抚等行为时,就做到迅速联合抵制;同时,她们还联系绿芽基金及时说明情况,并在社会帮助下转校。

  另一方面,蔡文方越发意识到,儿童性教育对师资力量,专业水准的要求甚高,民间资源在持续性和覆盖率上,又势必欠缺。

  全国首套儿童性教育动画短片《丁丁豆豆成长故事》制作后,绿芽基金会与知名公益组织玛丽斯特普·中国、爱成长综合性教育课堂及不羞学堂,联合研发性教育课程体系,在网易云课堂上线性教育课程体系,以公开课、动画片、科学技术资料、线下课堂实录等多种形式呈现。

  在此基础上,以针对小学生的《丁丁豆豆成长故事》和针对中学生以上学生的《爱之年华》卡通片为依托,绿芽基金等组织建设全面性教育线上平台「你我伙伴性教育支持平台」。3 年时间内,不完全统计,覆盖儿童和青少年超 64 万。

  蔡文方表示,性教育课程体系及你我伙伴性教育支持平台涉及儿童性教育、青少年性教育、家长性教育和性社会学等领域,在国内性教育课程领域中,「最为全面完整」。而且,你我伙伴性教育支持平台的性教育参与方式也做到最大限度的简单便捷,通过教师线上线下社群的互帮互学,不断激励更多人参与的同时,对高标准的追求也不断深化。

  如阐述儿童性教育的必要时,儿童性教育工作者胡佳威分析,在性教育课程体系上,首先从儿童面临潜在风险:性侵频发,色情信息泛滥,生殖卫生意识淡薄,青春期生理卫生的不接纳,性别歧视与性别不平等,校园暴力与性暴力,消极的性态度等;由此,观看者对性教育的误解和疑虑,即可化解。

  但她也更清醒到,线上教育的主动性,实质在于观看者。也就是说,愿意去寻找并打开课程的群体本身,已经具备相对「接纳」的性教育意识。

  而针对更多的尚处于观望、对防性侵教育和性教育丝毫不了解、不在意的人群,除了公益组织的介入外,相关部门的强势推行,就格外重要。

  2018 年 10 月 19 日,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其史上首份建议书(「一号建议」)。

  「一号建议」是最高检认真分析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历史上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

  其核心内容为,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预防性侵害的制度机制;加强对校园预防性侵害相关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严肃处理有关违法违纪人员等。

  就「一号建议」,最高检则表态:检察建议的生命在于落实,而落实的关键在于刚性。

  在江西新余,高昌切身体会到检方落实「一号建议」的刚性举措。相比于淮安模式,新余已渐成为「女童保护」防性侵教育进程中的另一典型。

  建议发出后,江西省教育厅迅速回应,提出具体举措 13 条,以集中加强全省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

  2016 年,新余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处长夏添,在经办一起猥亵儿童抗诉案件后,更多思考的是,「如果孩子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很多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

  相关案件中,一小学副校长因猥亵儿童,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1 年。检察院因认定量刑太轻抗诉后,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 3 年。夏添在抗诉时提交的一份证据,最终未被法院接纳,原因在于孩子未能及时报案,导致事实陈述缺乏足够支撑。

  对此,夏添遗憾表示,若不幸到已遭遇猥亵或性侵,接受过防性侵教育的孩子,就会明白及时报案的重要,罪犯也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惩罚。

  随即,夏添便组织 8 名女检察官一起,主动对接「女童保护」,并应聘志愿者讲师。

  如今,夏添所在的「女童保护」·新余「检花团队」,已在学校、社区和农村完成防性侵课程 300 余次,涉及学生和家长近 5.6 万人。

  2019 年,夏添以最高检「全国法治进校园巡讲团」讲师身份,前往「三区三州」,为 2000 名师生授课 9 场,推动当地的防性侵教育开展。

  5 月 18日,「女童保护」座谈会上,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凌锋介绍其提案之一,即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少年儿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军则认为,儿童防性侵教育课程,除却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还要纳入幼教和师范教育的必修课程。

  从检察院的「一号建议」到相关提案的再度讨论,背后的关键,正如高昌所言:儿童防性侵教育的普及,「远不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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